有人对最近几届三中全会公报全文里的高频词进行了统计，今年的20届三中全会中，高频词“开放”、“改革”和“安全”出现的次数在历届中居于前列，其中“开放”与“改革”的次数仅次于第18届三中全会，而“安全”的次数更是居历届之首。

　　我有一个坏习惯，当每次国家有大政方针时，总忍不住拿着这些对比我们所在的直销行业，这次也不例外。对比之后，忍不住认为：开放、改革与安全，这不正是直销行业当前所需要的吗？

　　先说开放。

　　我历来认为直销是个半封闭的行业，也曾专门写过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，认为直销的未来在于开放。

　　为了阐述直销行业不开放的现实以及需要开放的必要性，我试举几个例子。

　　第一，是直销企业的数量。2024年5月底，我国实有民营经济主体总量18045万户，其中民营企业5517.7万户，这么多的企业，直销企业多少？在册登记的仅88家！这一数据自2019年以来，5年的时间只有减少没有增加。就这一没有企业进入的现实来说，很难说直销行业是开放的。

　　第二，直销进入中国34年，大家认为融入到大众社会了吗？可能很多人并不认为。实际上，直销如果不能融入大众社会被老百姓所普遍接受，根本做不大。但是直销行业要融入大众社会，就应该秉承着开放的态度。

　　开放意味包容、尊重与多元，但是直销行业缺少这种开放心态。比如在一些直销人对待外资直销企业的态度上，不是包容外资直销企业，根本上就是敌视，这当然是因为一些内资企业的教育出了问题，把狭隘的爱国主义也伪装成企业的竞争力。

　　但是如果中国直销抽掉外资直销企业的市场份额，内资直企还能占比多少？能有如今总业绩的一半吗？可能未必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在中国直销规范经营上，说外资直销企业起到了非常关键的示范性作用应该也并不为过。但这些都不会成为一些直销人不抵制外资直销企业的原因。

　　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外资企业，前段时间看到了组数据：外企以不到全国企业数量的2%，贡献着超过全国1/4的工业利润、接近1/6的税收、超过1/3的进出口、1/5的研发投入和一半以上的技术进出口，以及城镇就业的接近1/10。这就是开放带给中国的实实在在的好处。

　　从这种角度来说，中国直销行业要开放，就应该让更多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参与进来，除了要让更多国内企业进入直销以外，不妨也引进更多外国直销企业进入中国，国内国外直销企业同台竞技，才会真正诞生世界级的民族直销企业。

　　再说改革。

　　直销行业的改革，真是一言难尽。

　　事实上，从无店铺经营到店铺+雇佣直销人，这是第一次大的改革，第二次是两部条例颁布实施。此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并不多，算是小修小补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像是一场被迫的转变，而非改革。

　　中国直销需要改革。直销进入中国三十多年，其社会形象至今仍被误解、被异化，这本身就说明行业需要改革。这场改革不是企业内部的奖金模式的调调整整、创新创新，而是要充分考虑到直销行业的持久发展问题，保护消费者、直销人和直销企业的合法权益问题，从宏观上去排兵布阵。但这个问题的责任可能未必在于企业，毕竟中国直销一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管理协会。

　　改革毫无疑问是一条漫长的路，但好在两部条例修订在即，曙光已现。

　　最后说说安全。

　　如果回过头来看，“权健事件”算不算是提前引爆了直销行业的一颗“雷”呢？就像恒大之于地产。

　　要知道，从2005年两部条例实施一直到2019年之前，直销行业的高歌猛进就如中国地产。在这种狂热当中，如果连续数家企业相继暴雷，会不会带来直销行业系统性的风险？事实证明，一个权健事件，加上百日行动的整顿，直销行业就遭受巨大的挫折，这本身是不是就说明了行业在那个阶段的脆弱性？

　　对于这段历史，有些有识之士以行业发展周期的眼光来解读，我认为也很有道理。从2005到2019的大繁荣，直销吸引了太多良莠不齐的人，促进了直销行业的虚假繁荣的泡沫。也正是这种原因，行业安全前所未有的凸显，最终因为企业的暴雷而引起行业进入新的发展周期。

　　所以，与其说2019年是权健暴雷，不如说是这颗雷让直销行业惊醒，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。但事实上，这颗雷只是对已经惊醒的企业和团队有用。一些直销企业或是团队仍然不注重安全问题，或自以为很安全，一出事，几年的辛勤毁于一旦。

　　安全问题是很多直销企业和直销团队面临的大问题。在百年未有大变局前，国家对安全问题都如此重视。面对修例前夕，直销企业和团队又怎么能够掉以轻心？

　　最后，还是那句老话，直销的未来在于开放，要开放就必须改革，在改革和开放的过程当中，要注重安全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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