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原标题：万亿GDP城市“十三五”人口版图：杭州、长沙逆袭，深圳、成都、广州常住人口增量排前三）

21世纪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陈洁 实习研究员 刘蕴仪 实习研究员 覃艺淋
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万亿GDP城市大扩容，2020年已经达到23个。

但是，在经济强势增长的背后，一些万亿GDP城市的人口增长却出现明显的背离。追溯“十三五”期间这些城市的人口变动情况，有利于我们看清万亿GDP城市未来发展的后劲如何。

由于2020年人口数据尚未公布，“十三五”期间人口数据采用2016年到2019年期间的数据，同时为了方便比较，采用“十二五”时期2012年到2015年的数据，对比这前后两个四年的人口变化情况。
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23个万亿GDP城市中，深圳以近200万常住人口的增量高居榜首，成都增长192.33万人居第二，广州增长180.48万人排第三，济南、西安、杭州和重庆这4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均超过百万，排在第4-7名。长沙常住人口增长接近百万，居第8位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杭州和长沙在并未合并或代管其他地区的情况下，2016年-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较2012年-2015年出现翻倍式增长，从增量较低地区“逆袭”成为前几名。

同时，“十三五”期间常住人口增长量排名靠后的城市包括北京、上海两大一线城市，北京是最后一名，上海倒数第四。倒数前五名中江苏城市占据3席，包括南通、无锡和苏州，其中南通、无锡的常住人口增长量不到10万人。

在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影响之下，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量从2012年到2015年的151.9万人，滑落到2016年到2019年的-16.9万人，成为唯一一个常住人口负增长的城市。

另一个常住人口增速滑落明显的城市是天津，2012年到2015年常住人口增长达到192.37万人，但到2016年-2019年却仅增长14.88万人。
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为什么人口会对部分万亿GDP城市“用脚投票”？

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，新增就业机会是关键因素之一。数据显示，2016年到2019年，23座城市中的广州、深圳、成都、西安与济南的就业人数增量超过百万，而这5个城市也位居常住人口增量前五位。然而，随着城市生活成本的提升，人口流动也更看重安居、落户的难易程度。

进入“十四五”时期，随着人口流动的“马太效应”越发明显，加上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跌，我国城市常住人口将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，对人口的竞争或进一步加剧，在万亿GDP城市层面竞争将尤为激烈。

一线城市人口增量分化
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在经济发展保持较快增速的背景下，23个万亿GDP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长却出现两极分化。

其中，深圳、成都、广州与济南常住人口增量超过150万人，成为人口“膨胀”最快的4个城市。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城市成为人口增长的“翘楚”？

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现，就业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。以广州和深圳为例，2015年底，广州和深圳的就业人数分别为927.91万、1100.80万，这两个数据到2019年分别上涨到1125.89万、1283.37万。换句话说，在2016年-2019年4年间，广州、深圳的新增就业人口达到了197.98万、182.57万，位列23个万亿GDP城市前两位。

广州、深圳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，与两地发达的民营经济分不开。2020年，广州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10200.04亿元，历史上首次超过万亿元，占GDP的比重为40.8%，同比增长2.8%，增速比GDP增速高0.1个百分点。据海关统计，2020年，深圳市民营企业进出口1.81万亿元人民币，比2019年增长5.7%，占全市外贸进出口的59.4%。

另一个人口受民营经济带动的城市是杭州。2016年到2019年，杭州常住人口增长134.2万。2020年杭州全年民营经济增加值9855亿元，占GDP的61.2%，比上年提高0.2个百分点。民营企业货物出口2589亿元，增长5.8%，占出口总额的70.1%。

此外，在行政区划调整的背景下，“合并与代管”成为成都与济南在“十三五”期间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成都合并简阳市，济南合并莱芜市，使两地无论就业人口还是常住人口都实现较大幅度增长。

另一个受益于“代管”的还有西安。2017年，西安代管西咸新区，当年常住人口和就业人口都出现大幅度增长。但是，西安在“十三五”期间人口快速增长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，即率先放开落户政策。

2017年，西安推行大城市“最宽松落户”政策，全年落户257419人，其中在新政出台以来的2017年3月-12月，落户人数244575人，同比增长188465人，增长率为335.9%。

和西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。2017年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（2016年-2035年）》的批复提出，严格控制城市规模，到2020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，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。

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和较高的落户门槛，使北京很快步入人口负增长的阶段。2012年到2015年，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长达151.9万，位列23个城市中的第二位，但是到2016年-2019年，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量为-16.9万，其中2018年常住人口增量为-16.5万人。

除北京之外，上海也受到严格人口控制和落户政策的影响，2016年到2019年的常住人口增量为12.87万，较2012-2015年的67.81万大幅下跌。2021年3月，上海提出在嘉定、青浦、松江、奉贤、南汇5个新城制定差异化的人口导入和人才引进政策，完善居住证积分和落户政策，加大新城对紧缺急需人才和优秀青年人才的引进力度。

另外，北京、上海的学历“挤出”效应明显，2019年，北京在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，拥有大专学历的占比已经超过50%，上海超过30%，不仅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，也较2015年有明显提升，这也使得更多高校毕业生“另择它途”。

马太效应和加剧竞争

曾经往北京、上海“奔”的人口，究竟去了哪些地方？

除了同为一线城市、落户政策相对宽松的广州、深圳之外，大幅放宽落户门槛的杭州、宁波，以及落户政策较为宽松、房价偏低的长沙、佛山等地，成为人口选择的新方向。

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，和2012-2015年这4年相比，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已经形成，人口马太效应越发明显。

2012年到2015年，在万亿GDP城市中，除北京和天津之外，其余21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均不超过百万人，但到了2016年到2019年，尽管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在减少，但是常住人口增量超过百万的城市已经有7个。

哪里的人均收入更高，哪里就更容易吸引人口流入。因此，不少长三角城市、珠三角城市，以及中部的长沙等城市，吸引了更多人口流入。

以长沙为例，2020年，长沙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477.60元，同比增长5.7%。这一收入明显高出同为中部大城市的武汉，加上较低的房价，长沙的人口增长在“十三五”期间有一个大的飞跃，2016年到2019年常住人口增长96.27万，较2012年到2015年的34.11万增长接近2倍。

但是，离北京较近的天津，却由于近年来经济增速较低，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，从2012年到2015年常住人口增幅接近200万（23个城市中排名第一），大幅下落到2016年到2019年的14.88万。常住人口增量较低的城市还有南通、无锡、苏州等地，2016年到2019年增量均不超过15万人。

不过，也有例外。2020年，重庆人均可支配收入30824元，在23个城市中排名偏低。但重庆2016年-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为107.77万，较2012年-2015年的97.55万有一定增长。在这背后，是重庆受益于城镇化、工业化的推进，一方面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速度较快，另一方面不少外出打工人员随着当地工业的发展回流，促进了当地常住人口增长。

不过，偏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，使得重庆仍然是人口流出大市。根据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比例看，在23个城市中，重庆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比例超过109%（即户籍人口是常住人口的1.09倍），南通超过103%，均表现出明显人口流出的特征。此外，合肥、西安、福州、成都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比例也超过九成。

与之相反的是深圳，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例不足四成。此外佛山、上海、广州、北京的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比例也在五至七成之间，这一方面显示出这些地区外来人口较多，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如果进一步放宽落户，这些城市有望吸引更多人口流入。

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，在“十三五”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，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，人口对于不同城市选择的“风险偏好”也较高，更高的工资、更好的发展机会是人们最为看重的因素。

但在“十三五”期间，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，加上房价的上升等多重因素影响，人们的追求趋向平衡，拥有良好的就业机会、宽松的落户政策、易居的城市，成为吸纳人口的“明星城市”。

在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我国人口的局面将更为复杂。首先，从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来看，由于老龄化的程度较高，上海、南通等城市已经跌入负增长的局面，2019年苏州、无锡等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已经不足3‰。因此，这些城市更为依赖外来人口流入，否则将逐步跌入常住人口负增长的局面。

其次，户籍人口自然增长较快的城市中，也只有深圳、泉州和佛山在2019年超过10‰。这意味着，未来大城市对于人口的竞争将更为激烈。

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，一方面，放开落户或成为几乎所有城市的必然选择，差别只是在于速度不同；另一方面，新兴产业的竞争也引发对于人才的竞争，城市或将对高端人才开出更高“价码”。此外，为了吸引并留住人，控制房价、提升公共服务水平，也成为城市人才竞争中的重要砝码。